红色“钱王”的井冈铸币史

□何小文

一代“钱王”私铸币的肇始

上世纪20年代初，广东龙川县上洋田村的谢官龙，又名谢荣珍，和其堂弟谢火龙（又名谢荣光）、谢路苟等谢氏一族凭借祖传的制银技艺，以“一根扁担闯天下”的“客家精神”，挑起担子，携妻带子，一头扎向莽莽苍苍的罗霄山脉中段——遂川县湘洲（今属井冈山市）东坑村开基定居。

湘洲村，是上世纪初湘赣边界的木材主产地之一，从事木材砍伐及贩运的人员常聚集在这里，使得一个村子人数最多时拥有3000之众，仅村子里的高氏家族就有1000余人。此外，这里还生存着众多明清时期迁居此地的邓氏、李氏等客家人，让新来乍到的谢氏兄弟毫无“违和感”。奈何单纯从事银器加工获利微薄，于是，这里的谢氏兄弟决定铤而走险，开始仿做“花边”（即银元）。

于是，他们开始借用上东坑独户人家邱广源家办起了一座小型的造币厂，从一开始的只有谢氏兄弟数人，后来逐渐增加到10余人。

谢家造币厂所用的工具非常简单，造币的原料主要是铜板和银器或银制首饰等，以造假银元为主。开炉一次，就可以铸成四五百“银元”。

“当时造花边的工具有模子，上下模子都用木柴固定，上面用麻石加压，下面用铁砧、麻石用绳子拉，两个人拉绳子，一个人掌模子，把花边的粗胚放在模子里，绳子一拉，叮咚一声，花边就压好了。”（《红军造币石遗址情况的访问记录》，引自《井冈山斗争口述史》）。

造花边的主要工具是些风箱、火炉、铁砧、铁铯、熔银瓯、冲压碓石、冲压架等。

很快，谢官龙及谢火龙以此为发家手段，四处广收铜板，加以少量银质，造出了大量“银色铜”假银元。“这种花边敲得都没有响，连吃的都买不到，没有人愿意用它。”但他们并不在当地使用，而是想方设法悄悄地贩运到粤、湘、赣边远山区销售，或交换其他物品，获利颇丰。官府发现后，下令取缔并通缉谢官龙等人。

为此，谢氏兄弟又将“花边厂”转移到永新县牛田村继续生产。他们情商也挺高，造币期间，谢氏兄弟很注意与当地人搞好关系，有时，也用几块制作出来的银元接济贫苦农民，有亲戚朋友来，也会送上几块银元。

假币多了，终究会露馅。北洋官府发现了假“花边”，便下令取缔造币厂并通缉捉拿造币人员，谢氏兄弟只好暂时收手，回湘州务农去了。

杜修经在《四上井冈山》一文中对此有过较详细的记载：“我们看望伤病员后，就来到另一个村子的小桥边，那里有一个铸银洋的造币厂，用的是墨西哥的模子。他们造出的银洋，我还拿了两个。毛泽东告诉我，原来那里是造假银洋的地方，那时只有一个墨西哥的模子。他还告诉我，原来王佐也在这里住过，造过银洋。

红色“钱王”的横空出世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王佐在井冈山拉起队伍，他得知谢火龙兄弟有这样一门绝技后，非常感兴趣，特邀请他们“入伙”，专门铸造“花边”供他这支队伍使用。

直到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王佐才停止了假“花边”的生产。

特别是朱毛两支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红军缴没的东西越来越多，所获银元可直接流通，但银器首饰却无法“花出去”。同时，经费开支随红军人数增加而剧增，加上敌军对根据地严密的经济封锁，从而造成红色割据区域内的经济给养十分困难，现金和日用品奇缺。

于是，毛泽东和朱德同时想到了谢氏兄弟。有了工农红军的支持，谢氏兄弟放开手脚创建造币厂。并分别在上井的牛路坑和茨坪设有粗坯加工车间，邹家是最后冲压银元的地方。而给谢氏兄弟做助手的，是跟随秋收起义部队上山的湖南水口山铅锡矿工人。有了这些比较“专业”的助手，红军铸币规模开始扩大。

红军造币厂设在邹甲贵家，这栋房子共有四直，计有一个大厅，一个私厅，四间住房。做花边的工人住在两间住房和楼上，做模子的工人有三四个，还有其他工人十多人。王佐经常派人送银子来这里造花边，也经常来这里检查工作。当时，领导和管理红军造币厂的是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四军三十二团副团长王佐，并负责提供造币原料、调配工作人员、银元管理等。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以后，造币厂归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领导。

如今，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还珍藏着一枚象征中国共产党新生红色政权，并被载入革命史册的、有着墨西哥鹰洋样式，直径39毫米，厚2.2毫米，重27.58克，正面图案是墨西哥共和国国徽的造型：一只雄鹰，张着翅膀，嘴里叼着一条蛇，蛇尾与鹰翅相连，伫立在一棵从湖水岩石长出来的仙人掌上，老鹰翅膀下方有一个“工”字；背面为一顶自由软帽，帽周围放射长短不一的32枝光柱的“工”字银元，就是当年红军造币厂所造。

红军造币厂即以此模版开始铸造，但有革命群众回忆，红军造币厂还铸造了及印制过有“红军特色”的银币，这些“银币中间有个红太阳，印有‘红四’字样，也印纸币。十枚一张，相当于十个铜币，也印一吊二吊的纸币，一吊相当一百个铜币......”(见《甘纪犹回忆造币厂记录》)。但至今尚未发现实物，所以，只能在此存疑。

红军造币厂建成后，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很关心钱币的投产，并指示要铸造“真银元。”当年的暴动队员邹文楷曾口述：“毛主席没有来时，他们就这样做，假的，叫死板。毛主席来了以后，他就帮红军做，我们把打土豪得来的银子、首饰等给做真的，这个就叫做土板，因为是我们当地造的，外地不能用，只在本地方用得，要到外面使用就到军队里管钱的人那里去换成真的银元到外面去用……”(《邹文楷谈红军造币厂记录》，引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藏资料)。

另外，井冈山红军造币厂所铸造的墨西哥“鹰洋”银元，会戳上“工”字标志，以示与墨西哥“鹰洋”的区别。这种钱币的特点，正如革命老人回忆，有着土造花齿边，属于土版制造、制作不精美，但成色高、质地好、重量足。后人把井冈山造币厂所铸的银元称为“井冈山工字鹰洋”。由于银质好、信誉高、而深受革命根据地和周边白区的商人和市民欢迎。

1928年夏，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后，红军造币厂规模有了进一步扩大。“四县土豪缴来的银元，王佐就叫他的侄女甲妹子打个‘工’字作记号，说明井冈山用的钱。打‘工’字记号的地点就是在现在的药店旁边。有一次，就打了三箩筐银洋的‘工’字记号，当时不管是自己造的钱，还是打土豪缴来的钱，统统都打上‘工’字，到外面就可以通用，因为我们自己造的钱没有缴来的钱好，有的敲都敲不响，但打了‘工’字，别的地方就知道这是井冈山来的，也就不会讲什么，那时外地来井冈山的人，还要想办法把没有打‘工’字的钱换成打了‘工’字的钱，要不用起来就不方便。我那时在小井做生意，还帮别人换过几次呢。”（行洲革命人李芹奎回忆造币厂情况，引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藏资料）

做成成品的“工”字银元“出厂”后，便及时交给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和红四军军需处。而财政部和军需处则将这些“工”字银元按50元一筒用油纸卷好，按规定分发给红军各级部队和机关单位以及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在根据地内流通使用。

一代“钱王”的永久殒落

“谢路苟是1928年病死在大井的，谢火龙的弟弟谢阿五是做花边时掺了铜，贪污了两百块花边，准备逃回广东。当他逃到黄坳的石围子时，被敌人李世连的部队抓到，第二天就杀掉了。谢火龙和他的外甥阿秋、黄阿常都是在敌人‘进剿’时逃回广东去的。”（《红军造币厂遗址情况的访问记录》，受访人有邹官林、邹来林、邹阿苟、兰开林、兰亚七、邹文耀、李珍珠等暴动队员和红军战士。（引自《井冈山斗争口述史》）

1929年1月底，湘赣两省敌军调集十八个团的兵力，分五路第三次“会剿”井冈山。

位于上井的红军造币厂厂房则被反动派烧毁，工厂设施被破坏，工人也被冲散，谢火龙在这次战斗中走散后潜回广东龙川老家，从此再没回过井冈山。只不过当时谢火龙已身负枪伤，经过千辛万苦历经一个多月才回到家乡。半年多后，因缺医少药、枪伤过重的谢火龙死于家中，时年46岁。

当年2月，随同其他红军战士先后迁往小井的金狮面崖洞和下井的桶缸山，后又在永新县牛田村等地为湘赣苏区政权继续铸造银币的谢官龙，在一次敌兵偷袭中，不幸中弹牺牲。

自此，一代“钱王”在井冈山的铸币历史至此结束。

但此后的“工”字银元反而在湘赣苏区颇有日益增多之势，其原因：“反动军队将历年收缴民间仿制的‘银包铜’币故意戳上‘工’字，或者干脆铸造假‘工’字银元为混入其中，以便达到抹黑红军铸造的‘工’字银元、减少‘工’字银元流通，进而达到经济封锁湘赣革命苏区的目的。”对此，王佐之孙王生茂和笔者交谈时如是说。以谢氏兄弟为骨干的的井冈山红军造币厂的建立和工字银元的发行流通，帮助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也为此后的湘赣革命根据地造币厂和中央苏区造币厂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革命政权的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工”字银元虽然流通时间较短，但它却是中国新型人民货币的萌芽，不仅为以后的中央苏区乃至后来的新中国货币生产提供了经验，也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立下了丰功，从而凸显了它强大的经济生命力。